当前中国的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尖锐的矛盾性：一方面是高速的、大规模的营造总量，一方面是微弱的、小体量的批评（criticism）^①声音。按照吴良镛先生建构的人居环境学科体系，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是该体系的3架马车，虽然建筑批评和城市批评在不同程度上也面临着相应的困境，然而，风景园林批评所面临的情况尤甚^②。归根结底，在风景园林的学科体系中，有关批评学的论述，既没有系统性的知识框架，也缺乏充满洞见的批评文章。因此，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源于风景园林批评学的知识（knowledge）范畴和行业（profession）诉求2个层面的现状。

探讨风景园林批评学的研究框架属于宏观的知识建构，创作批评文章则属于微观的知识创作，两者须在未来以动态补充的方式彼此完善，共同谱写风景园林批评的未来图谱。基于此，本研究假定，尽管体系化的知识框架与具体化的批评观点同样重要，但仍坚持两者具有前后的次序关系，即一份具有弹性、系统性的研究框架既是具体批评操作的理论基础，也是展开相应批评活动的指导纲领。因此，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勾勒风景园林批评学的研究框架，并把主要内容着眼于风景园林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主体论5个方面以供学界的进一步讨论。

建立风景园林批评学有5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学科意义，风景园林学的学科自主性（disciplinary autonomy）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系统且完善的理论体系，而批评学是构成风景园林理论的骨干知识；其次是教育意义，批评学在风景园林的专业教育中能发挥关键作用；再次是行业意义，批评能推动项目实践的反思和纠偏，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然后是社会意义，批评能让风景园林全面介入公共事务，从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最后是时代意义，风景园林批评能有效促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蓝图。在展开具体的论述前，先来瞭望当前国内外风景园林批评的现状和困境，以期“对症下药”。

1.   风景园林批评的现状与困境

风景园林批评的现状具有两面性：积极的信号是，在近40年中，国内外同仁都逐步意识到批评学是不可或缺的；消极的事实是，严肃的学术批评并未真正遍布学界和行业。国内外的批评现状同时呈现出“重宣传而轻行动”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是说风景园林批评没有火苗和自身的建树，实际上，风景园林的学术共同体仍然做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性研究。

首先，国内外的核心期刊在近年来皆组稿了批评的专题：1991年，北美重量级学术刊物《景观学报》（Landscape Journal）曾邀请6位学者以“风景园林与批判性质询”为题展开讨论^[1]；从2006年开始，《园林》期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批评功能的文章^[2]；2008年，《中国园林》组稿专题讨论风景园林批评^[3]；2017年，《景观设计学》也组织了有关批评性质的讨论^[4]；2018年，欧洲风景园林教育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风景园林学报》（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批评^[5]；同一时间，荷兰代尔夫特大学主办的杂志《卷轴：建筑与建成环境学报》（SPOOL: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也出版了一期都市景观的批评专题^[6]。这些跨地区、跨时间的批评文章都曾为建立风景园林批评学而摇旗呐喊。

其次，在各方的呼吁声中，有不少学者已尝试建构风景园林批评的知识体系，其中有5份文献值得引起注意：第一份文献是2007年宋本明^[7]讨论了批评的方法；第二份文献是2008年李景奇^[8]提出建立风景园林批评学的愿景；第三份文献是2013年陈雪娟^[9]以若干文献作文本分析以讨论批评的本体；第四份文献是慕晓东^[10]在2017年尝试建立风景园林批评的认识论；第五份文献是2020年林肯大学的Bowring^[11]的专著《风景园林批评》（Landscape Architecture Criticism）。这些文献一方面在推动风景园林批评的发展上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存在自身的不足，例如，李景奇过于注重总体而忽视局部，宋本明、陈雪娟和慕晓东则仅论述了批评体系的某个方面，Bowring的批评体系则稍显松散和薄弱，尤其在方法论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最后，还有一些数量可观的批评文章零星地出现在刊物上。中国的学术期刊之前经常会刊登具有批评性质的文章^[12]，近些年也有少数学者开始以自觉的方式进行批评写作^[13]。国外的杂志以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期刊《风景园林杂志》（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作为批评的先锋阵地^[14]；此外，德国杂志《园林+风景》（Garten+Landschaft）和《场所》（Topos）、法国的《风景之篇》（Pages Paysages）和《访问者》（Le Visiteur）、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城市建筑学报》（Catalan Journal Quaderns d’arquitectura i urbanisme）、荷兰的《景：风景园林与都市国际学报》（Scape: The International Magazine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意大利的《荷花国际》（Lotus International）、澳洲的《景观评论》（Landscape Review）以及英国的《景观研究》（Landscape Research）都会不定期发表一些批评类的文章^[15]。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风景园林学报》每期会开辟一个专栏——苍穹之下（Under the Sky）来专门评述已建的各类景观项目，试图从根本上提升风景园林批评的态势^[16]。

客观地说，无论是宏大的体系建构，还是单篇的批评文章，这些都不能掩盖风景园林批评处于总体性匮乏的境地。因此，爬梳相关的缘由将有利于认清困境，为突破重围打下基础，下面将从5个方面简述批评匮乏的潜在因素。1）无论是公众还是专业人士都会对批评这个字眼产生特定的误解，实际上，批评不是消极的讥讽、挑错和指责^[17]，而是一种客观的、合理的话语（reasonable discourse），一种关于事物的判断^[18]。然而，当前的认知时常让人们对批评产生排斥并保持距离感。2）在把风景园林指定为独立的学科前，风景/景观（landscape）长久以来主要从属于绘画和文学等艺术学体系下，而园林（garden）主要隶属于建筑学的理论体系下^[19]，所以艺术批评与建筑批评广泛地渗透到风景园林批评中，且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其独立的发展。3）在20世纪的人文社科研究中，文化研究、环境哲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理论、文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皆在自身的知识范畴从事着景观批评^[20]，这部分研究亦会压缩风景园林批评话语的独立性。4）风景园林的实践范围从小型的街头绿地到十几万平方千米的国家公园，横跨的空间尺度极大，这种弹性反而会削弱风景园林批评的聚焦性，使得自身处于离散的话语状态^[21]。5）风景园林批评当前局限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丢失了前辈学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22]，从而造成风景园林批评长期处于闭门造车的境地，且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为了回应上述现状的不足，以及直面当前批评困境，笔者将初步搭建风景园林批评的知识框架，一方面补充和修正批评体系建构的局部性问题，另一方面期望改善风景园林批评所遭遇的主客观困境。

2.   本体论：风景园林批评的定义、内容、意识、步骤与类型

风景园林批评的本体论主要讨论“是什么”（what is）的议题，主要涉及批评的定义、内容、意识、步骤与类型。

理解风景园林批评，首先要区分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联系和差异。简而言之，批评是以景观作品为评述对象，且以智识性创造（intellectual creation）^[23]为目标，而批判性思维只是批评的必要条件，仅靠批判性思维不能通向批评活动^[24]。其次，批判理论则特指法兰克福学派（Frankfort School）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营，主要从事社会与文化批判，比如抨击和质疑资本主义的审美和政治体制^[25]。再次，尽管批判理论带有某种批评的属性，但批评与批判理论基本属于2个世界的话语体系，因此，要尤其注重批评与批判理论两者在理论范畴的差异。最后，还需稍微区分批评与批判（critique）两者的不同，在英文的语境中，两者在有些场合是同义的，都可指向批评学；但在中文的学术语境中，批判则更加倾向于指责、挑错和纠偏，而批评则显得更加中性，多指有关学科知识的讨论。

在厘定诸多容易引起混乱的概念的基础上，风景园林批评的定义主要可用3个关键词进行界定：批判性思维、评价性判断（evaluative judgement）、有价值的（valuable）。批判性思维指的是持有怀疑的（skeptical）、反思的（reflective）、思辨的（speculative）思维状态，然后遵循着清晰、精确、切题、前后一致、逻辑正确和公正等标准进行思考^[26]。评价性判断指的是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做出合理的评价，批评在词源学的维度上有评审裁定（kritikos）和诊断评价的含义，正如后世学者所言，批评最关键的要旨是评价性话语，是一种由理性和正当理由所支撑的判断^[27]。有价值的指的是风景园林批评需要符合多重的价值体系^[28]。在此，风景园林批评就是以批判性思维为思考方式，在给景观作品作出客观、合理的评价性判断的过程中，努力探寻符合特定需求的价值点。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风景园林批评可以分为不同的内容。以生产知识（knowledge）与设计意图（intention）为参考标准，风景园林批评可分为5种：第1种是描述性品评（descriptive comment），侧重即兴的点评，夹论夹议，常常以自身的判断标准进行富有洞见的评述，风景园林师劳瑞·欧林（Laurie Olin）曾写了一篇点评同时代大师的精彩文章即属于此列^[29]；第2种是原真性阐释（authentic explanation），试图还原设计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创作的语境（contextualization），也尽可能呈现风景园林师的设计意图，中国台湾学者邱博舜在翻译和进一步阐释《东方造园论》时就把这种批评类型发挥得淋漓尽致^[30]；第3种是分析性解读（analyzed interpretation），通过类比、比较和关联的方式力求进一步挖出深度线索，以强化和巩固原有作品的知识结构和内涵，朱光亚^[31]重新解读中国园林以及批评家Constant^[32]的景观批评都属于此类；第4种是建构性诠释（constructed hermeneutics），它把作品看作动态的调整和补充过程，既可舍弃设计意图，又鼓励以全新视角精读且重构作品的内容，帮助读者更全面、更立体地领悟作品的内在生命力，大地艺术家兼批评家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imthson）曾以这种批评重构了奥姆斯特德（F. Olmsted）设计的希望公园（Prospect Park）的内涵^[33]；第5种是典范性真理（paradigmatic truth），追求具有范式性的知识类型，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就是批评的产物，这种批评类型非常难得，德国风景园林批评家卢修斯·布克哈特（Lucius Burckhardt）提出的漫步学（strollogy）作为一种风景园林理论，便是这种批评的结晶^[34]。

此外，除了批判性思维外，还需要多种必备的意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风景园林批评的创作。首先是危机意识，所谓居安而思危、思变、思退，即强调一种能敏锐地识别和指认景观空间和当代精神症候的忧患意识^[35]；其次是怀疑意识，指的是以合理的质疑精神挑战那些惯常性的信息、知识、现象和事件^[36]；再次是理性意识，它既是人类脱离愚昧走向现代启蒙的必备思维，更是所有批评的基础；然后是历史意识，指的是历史能赋予风景园林批评以无限的素材和创造力^[37]；最后是创造意识，因为批评的本质是知识的生产，恰以创造精神作为根本驱动力^[38]。

在具备相关的思维和意识后，批评家还须参照一套行之有效的步骤进行具体而微的批评，具体而言可分为5个步骤：沉思（contemplating）、分类（categorizing）、辨析（analyzing）、诠释（reinterpreting）和定位（repositioning）。在沉思阶段，强调风景园林批评家以感性主义为主的直觉（intuition）和想象（imagination）来触碰、领悟和体验真实的景观空间^[39]；在分类阶段，主要从感性情感抽离至理性主义，以严谨规范的方式进行信息归档、加工、阅读和思考^[40]；在辨析阶段，以按图索骥和精读的方式，有选择地介入具有潜在价值的细部和局部，精确地分辨出具有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要点；在诠释阶段，试图勾连作品原有信息和外部理论以建构新的观点；在定位阶段，把那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重新置于历史谱系或现实情况下进行有价值的判断和评估^[41]。值得说明的是，虽然这些步骤具有比较严格的先后顺序，但并非每个批评都要教条且刻板地按照这些程序实施操作，不同类型的批评，不同的批评目标，不同的批评家，都可以依照具体境况做出适宜的调整，毕竟步骤只是手段，洞见才是批评的目的。

根据批评家的身份，风景园林批评可以分为学院派批评与大众性批评；而根据批评家介入的时间顺序，还可以分为前置性批评和常规性批评。前置性批评建议批评家提前介入规划设计项目，类似于顾问的角色，在方案论证阶段提前与风景园林师、业主和民众展开对话，以批评家独有的身份、眼光和见识给出建设性观点。

在具体功能的层面上，风景园林批评能够针砭时弊于危局，揭示隐藏的秘密，回溯历史，调整现状，引导未来^[42]，以创新性的姿态夯实风景园林学科的知识深度，拓展其知识广度，强化学科与现实社会的联系，紧跟时代脉动，又期待引领时代潮流。

3.   价值论：学科、社会、环境与文化维度

一般而言，价值指的是事物对于人的意义，是人类社会走向高阶样态的标志。自19世纪开始，价值又被建构成哲学的一门主要学科分支——价值论，主要是以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作为研究对象^[43]。以价值论作为基础理论，风景园林的价值可分为4个部分：学科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和文化价值^[44]。又因风景园林师、学人、史论家、管理者、保护者、决策者以及社会使用者皆能从批评活动中找到符合自身诉求的价值，因此，风景园林批评也能分享学科、社会、环境和文化的价值体系。

在学科价值的维度，风景园林批评更应在学科遭遇严峻危机的关口，为重塑风景园林学的合法性而添砖加瓦。学科的合法性长久处于一种辩证模式的图景中，一方面是知识的内核（core）^[45]，另一方面是知识的交叉^[46]。内核是基础，交叉是趋势，在清晰内核的基础上实现学科交叉是维护风景园林学科的关键钥匙^[47]。知识的内核，归根结底，就是追求自主的知识，让风景园林能区别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生态学等临近学科，又能根据自身媒介的独特性而搭建出一套系统性的理论。在此，风景园林批评的第一重学科价值便是帮助这门饱受争议的学科重新筛选、比较、演化、创造、建构和巩固有潜力成为硬核的知识点。与此同时，仅从批评本身进行考量，批评史的建构和完善也是整个风景园林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实现批评之于学科的第一重价值的前提是，风景园林批评应当建构出自身的历史系谱，这份系谱既能构成风景园林批评的独立知识，又能为风景园林知识的自主性提供重要的基础。

风景园林批评的社会价值指的是批评活动能够在社会邻里关系、健康、安全、福祉和经济等方面发挥相应的价值^[48]。环境价值指的是批评能够促进符合当代主流价值观的环保意识和土地伦理的意识，同时在可持续发展、生态修复以及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巨大的环境价值^[49]。文化价值指的是批评能够在当代重新挖掘和强化风景园林审美的永恒性^[50]，在此基础上提供多维的情绪价值，还能在日常景观中重构场所精神以塑造民族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性^[51]，且在风景名胜区这样独特的遗产景观中凸显相应的文化价值。

总体而言，风景园林批评是一个高效的催化剂，有助于全面且深入地识别和建构风景园林的价值所在，进而在不同的维度上激发且释放多元、立体、系统的风景园林价值^[52]。

4.   认识论：四位一体的关联性与差异性

风景园林批评的认识论主要讨论“如何理解”（how to know）的议题，尤其是在风景园林的营造（规划与设计）、历史、理论与批评的复杂关系中进行彼此的区分和相互联系。本研究拟从3个维度进行讨论：首先，以四位一体的原则重新认识它们之间复杂的整体性关系；其次，在整体性的基础上，以关联性和差异性进一步理解批评与营造、历史、理论两两之间的关系；最后，以视差性（parallax）和动态性（dynamic）理解风景园林批评自身的知识特征。

四位一体指的是风景园林批评不是独立存在的（更准确地说，是不能独立存在），它应与风景园林的营造、历史与理论共同建立一种互惠的、系统的、关联的整体关系^[53]。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与理论的互动语境下，批评才可能成立，同样地，讨论批评必须以景观营造为前提条件。因此，批评学既是风景园林二级学科历史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针对规划与设计这个二级学科展开的具体创作。风景园林的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理论范式、概念关键词、研究方法论和景观营造的空间品质的发展态势，都将直接限制风景园林批评的发展状况。

关于风景园林批评与规划设计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假如将四位一体比作一架飞机，即所谓的“一体二翼”，机身是规划与设计活动，一侧机翼是史论与批评，另一侧机翼则是工程与技术。因此，批评与规划、设计紧密相连，批评承担着知识创造的功能，故而，绝大部分的批评正是以景观作品为载体。当然，正如批评的5种内容所揭示的，批评与设计的关系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但无论怎么样，批评始终以作品本身为前提条件。

关于风景园林批评与历史的关系，大概有四重意涵。首先，历史是批评的参照坐标，比如有的批评家用绿篱作依托进行纽约高线公园的评论^[54]；其次，历史是批评的基础，许多批评家评论作品时的基本路数是回溯相关的历史信息^[55]；再次，历史是批评活动的创造动力，批评家通过重构历史实现“六经注我”的目标，即通向特定的理论话语^[56]；最后，历史即批评，在少数学者看来，批评的尽头就是历史，所以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批评^[57]。从参考坐标到基础，从基础到动力，从动力到替换，批评与历史之间具有程度递增的转换关系。风景园林批评依赖历史，回溯历史，重构历史，置身历史。换言之，唯有在历史中，批评才可以凝视自身的存在^[58]。

关于风景园林批评与理论的关系，可分3个层级进行理解。第一层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具体指的是上述四位一体的系统性视角。第二层级是理论滋养于批评，主要体现在外部性和内部性2个维度。外部性指的是来自于哲学、文化、社会、生态、地理等外部学科的理论能为风景园林批评提供概念支撑；内部性指的是风景园林学科的内部理论能为批评提供相应的概念支撑。外部性和内部性同时都能为批评提供思想动力。第三层级是批评滋养于理论，鉴于批评具有知识创造的属性，所以通过极少数的高质量批评，完全可能通向某些特定的理论（即包括概念、理念、思想乃至文化范式等）。因此，批评与理论既相互联系，又彼此保持差异。有时，理论为批评提供解释力十足的阐释，有时，批评能反哺理论，扩充理论智识的深度和广度^[59]。

关于理解批评自身的特征，视差性和动态性是2个有效的关键词，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风景园林批评。视差性是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间隙（gap），当某人从A位置观看C，然后又从B的位置观看C，那么从A到B不同位置所产生的视角偏差，一定会看到C的不同内容，而这个内容上的差异则是永远不可消除的间隙^[60]。同理，在评论景观作品时，选择不同的立场便会得出迥异的结论，而批评的本质恰是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因为多元的立场永远不能消除彼此观念间的差异。鉴于视差性所具有的差异性，倘若再增加一个时间维度，那么，在不同的时间段，同一批评家在面对同一作品时，或许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观点来进行评述。因此，风景园林批评又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性中。结合视差性和动态性，我们就能理解为何风景园林批评的文章总是洞见频出，因为忧郁（melancholy）^[61]、集合（assemblage）^[62]、酷儿理论（queer theory）^[63]、物（thing）、留白（emptiness）、强化（augment）^[64]、表现性（expressive）^[65]等关键词（这个词汇清单是没有穷尽的），都有潜力成为风景园林批评的支撑性概念。

总而言之，认识风景园林批评的首要基础在于确立四位一体的认识原则，使得风景园林的规划与设计、历史研究、理论建构、批评创作之间，既保持密切的关联性关系，又维护独立的差异性关系，即一种互通的辩证关系。同时，还须以视差和动态的概念理解风景园林批评的总体特征，而这又正是建构风景园林批评方法论的认识核心。

5.   核心方法论：山水之境

在现代的知识生产体系下，一般有两大体系，即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理是人文主义（humanism），注重感性，依靠智识，凭借灵感，追求想象，具有解释行动主体在社会行动或想象文化过程中的功能，通常使用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来质疑现实，其特点在于可理解性^[66]。自然科学的学理是实证主义（pragmatism），注重理性，依靠实验，凭借数据，追求精确，具有解释特定实验现象的普遍的、可重复性的功能，善于使用解释模型（explanatory model）以界定现实，其特点在于客观性^[67]。在当代的知识语境下，除了这2种定性与定量的研究路数外，还有一种逐步兴起的类型——设计科学（design science），它被学者视为人类的第3种文化形态，主要通过应用性实践活动和探索性模型（exploratory model）来加强或挑战现实^[68]。在此，基于上述的知识生产范式，便可形成风景园林批评的3种方法论体系^[69]。

人文主义的批评方法论主要借鉴哲学、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理论性概念进行具体的评论，主要可以分为符号学（semiotics）、现象学（phenomenology）、类型学（typology）、后现代性哲学（post-modernity）、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社会性参与（social participatory）、生态批评（ecological critique）和其他的人文批评类型。在符号学的批评方法论下，又可以通过象征、隐喻、叙事、复写本（palimpsest）、诗意、再现（representation）、神圣、记忆等关键词来进行景观作品的评述、解释和判断；在现象学的批评方法论下，可以通过场所精神、感官（sensation）、具身性（embodiment）、氛围（atmosphere）、材料等关键词来评论景观空间；在类型学的批评方法论下，诸如自主性、句法（syntax）、格局（pattern）和类型都是可供借鉴的理论关键词；在后现代的世界中，生产性（productive）、过程性、不确定性（indeterminate）和流动性（flow）构成了批评的关键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游荡（flaneur）、漂移（derive）、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意识形态批判都是批评的重要武器；在精神分析的批评方法论下，超现实主义、潜意识、格式塔等术语可作为风景园林批评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参与的语境包括介入（engagement）、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当然，与风景园林密切相关的生态批评则能全方位地为景观作品提供所需的评论术语。此外，还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人类学、神经科学等批评方法。

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论主张从定性的人文主义转化到另一种实证的循证式的（evidence-based）评论^[70]。无论是调查问卷，还是实验，或是严格的程序，目的皆是以数据作衡量标准，从而让批评变成一种有理可据的评估。在这些评价系统中，景观视觉的评价展开较早，形成了若干的评价流派。随后，又发展出视觉资源评价的方法论以及视觉影响评价的指导标准^[71]。同时，还有景观特征的评价、文化景观和自然遗产的评价标准，以及近年兴起的景观绩效评价（landscape performance）^[72]。此外，近些年来，这套实证主义的评价方法逐步占据风景园林批评的显学位置，例如，有些学者运用社会媒体的数据来重新评估那些经典的景观空间^[73]。

设计科学的批评方法论主要从比较和差异的视角独立于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以问题、行动、过程为综合性导向，在2种科学之外找到另外一条可靠的知识生产途径^[74]。落实到风景园林领域，则主要以“通过设计进行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为表现形式，其核心特征是既把设计看作一种研究的形式，又把设计看作一种思想探索的文化类型，这个路径俨然成为当前的热点议题^[75]。当然，还有海平面上升、韧性设计、可持续性设计、智能设计、碳排放等议题都能通过设计途径而实现特定的研究目的，同时，在通往问题解决的逆向回路上，它们也能构成风景园林批评的具体方法。

风景园林批评的3种基础方法论有一个基本的内在逻辑：风景园林学属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设计科学之间交叉的知识范畴，因此，把这3种研究范式运用到风景园林批评中便能得出理所当然的预期结果。质言之，风景园林批评的方法论似乎总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过来的。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必须叩问的关键问题是：除了受惠于三大方法论外，风景园林批评是否也能为其他学科提供某种独立的方法论？风景园林批评是否能产生自主的概念和原创的理论，进而为建筑批评或艺术批评提供参考？实际上，这些设问都指向了另一个核心议题：风景园林的核心理论是什么？倘若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那么，风景园林批评的核心方法论也能得到相应的建构。因此，本研究尝试提出风景园林批评的核心方法论是营境，进一步而言，即营造山水之境。下面拟从4个角度论述该假设。

首先，还是从宏观的学科角度维护营境这个概念的天然优势。在人居环境学科的知识体系下，倘若说建筑学的本质是“造房子”（building），那么风景园林的本质可以是“造园子”（gardening）^[76]。“造房子”以最小的结构提供庇护，“造园子”以最少的元素提供场所（place），场所不是泛指的诗意栖居，而是特指具有集体记忆的山水世界，一种物我两忘的超验境域^[77]。因此，风景园林与建筑的差别便在于山水之境。与此同时，倘若城市规划的学科使命是以空间的系统科学性为己任，那么，风景园林的独特性仍要落到造园的文化属性上。当然，这并非说风景园林的生态性和社会性不重要，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学科第一性的问题。况且，在不同尺度和类型的项目中，根据迥然相异的需求和目标，生态和社会因素似乎总是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不过，在学科知识的维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辩论到，文化、审美、精神才是维护风景园林学科自主性的金刚钻，这在某种程度上能与城市规划学建立相应的差别。

其次，和那些与风景园林关系密切但不属于人居环境学科范畴的学科相比，营造山水之境也能突出其独特性。以艺术和绘画为例，山水之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营造山水之境固然也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宏旨，但与景观营造不同，绘画是在二维平面创造三维空间或四维时空综合体，而造园则在天然的高维时空中塑造山水世界，所以正是在艺术媒介的本质区别上，风景园林与绘画拉开了本体距离。此外，风景园林还时常陷于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围追堵截”中，然而，营造使得风景园林这门应用性十足的空间规划设计学科，能与文化地理学的文本阐释和景观生态学的知识原理建立根本上的区别。

在此，营境（营造山水之境）这个理论性概念便能同时在3个维度上回应风景园林学的自主性。通过山水之境，一方面，山水世界得以有别于建筑学，另一方面，“境”的文化精神使其区别于城乡规划学；通过四维的山水媒介，让风景园林完全不同于艺术学和绘画、诗歌；通过营造，让风景园林既迥异于文化地理、生态学和考古学等，又能把那些多元的概念阐释和多维的原理知识“挪用于”风景园林内部，以实现自身应用性学科的核心目标。

再次，文化精神是个极为宽泛的概念范畴，为了提供更精确的内涵，我们选择营造的审美世界是以“境”作为核心，原因有3点：1）从历史的维度而言，无论是中国绘画与文学中的境界论，还是中国园林的意境说，皆把“境”当作古代造园的核心概念；2）从当前的理论维度而言，无论是“三境论”^[78]，还是“境其地”^[79]，抑或者“营境学”^[80]，“境”这个字眼都是今人建构风景园林学科属性的关键术语^[81]；3）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来看，还有学者以“构境论”来命名自身的理论观念^[82]，这说明“境”的跨学科潜质。在此，“境”这个关键词既能在学科内部打通古今时间轴上的知识内涵，还能在学科内外勾连起当前空间轴上的知识关联。所以，“境”作为风景园林的元理论（meta-theory）具备了自身的天然优势。

最后，需要讨论的一点是，为什么营造的境界须由山水作载体最为妥帖。山水除了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外，我们还能从山水中发掘出符合当代风景园林学科属性的社会性和生态性，雅集于山水和游于山水是其社会功能，风水林等说法则是其生态功能。过渡到当下，山水是文化体验，是社会生活，是生态可持续，营造山水世界即是营造一个综合性的风景园林世界。然而，我们还不能停步于此，必须再往前推一步，继续追问到：山水之境到底指的是什么，其理论关键词又是什么？只有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推动这个概念的深层理解。

山水之境实际上指向了一种活力主义（vitalism），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情境^[83]。限于篇幅，简而论之：在材料的层面，营境所依赖的最重要元素（植物）具有独特的生命属性^[84]；在生态的层面，营境是要创造一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的、万物有灵的有机整体；在社会的层面，营境为公民提供关爱、亲密的生命体验；在文化的层面，营境以关联性思维创造出一种充盈着不断流转的、无限循环的、有关能量交换的超验性^[85]。从生态维度的生命力，到社会维度的交往活力，再到文化维度的超越体验，营造的山水之境即是创造充满生机的、欣欣向荣的圆通生命。

总而言之，山水之境意味着生命的无限涌动和彰显，营境便在大地上营造出具有生命情境的山水世界。在此，这份强劲的生命力，或许既有潜力成为风景园林学科自主的理论核心，也有潜力成为向其他学科输出的核心概念。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真正讨论风景园林批评的核心方法论。

6.   主体论：文本、作品与图像

风景园林的主体论主要讨论“是谁”（who is）的议题，即哪些人或者哪些类型可以成为风景园林批评的主体，本研究拟从3个内容讨论。第一个内容理所当然是风景园林批评家，讨论批评家应当具备的职业素养；第二个内容试图突破“批评家—文本—观点”的常规模式，进而把具有批评效应的作品也当作生产批评的主体；同理，第三个内容关注具有批评效应的图像系统。所以，除了生产文本的批评家外，那些创作具有批评效应的作品与图像的风景园林师和艺术家，也属于主体论的范畴。

风景园林批评家不仅要把自己当作专业人士，更重要的是，还需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专业身份，将自身转变成一种脱离“铁笼”的、自由独立的、超越社会利益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角色，以一种既疏离又进入的姿态从事着风景园林批评的活动^[86]。同时，批评家还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避免成为天下最幼稚的人。所以，风景园林批评家需要具备自我反思的基本能力，在对别人评头论足之前，要率先剖析自己，看看自己的灵魂是否肤浅、薄鄙与荒谬，看看批评的动机是否唯利和偏激，看看自身的态度是否漫不经心。当然，批评家不必完全投身世俗，随波逐流，但也不必曲高和寡，两耳不闻窗外事，总是把自己禁锢在书斋象牙塔中且与社会脱轨。所以，风景园林批评家理应站在出世与入世的中间位置，以抽身的姿态介入社会和专业事务。当然，拿捏其间的微妙平衡绝非易事，不过，无论批评家怎么积极投身于现实，只要能超越功利主义的底线，那么，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坚守批评家的基本职业操守。

除了文本批评外，有学者提议把具有巨大创新性的作品也看作批评的组成部分^[87]。尤其在国际竞赛中，那些颠覆性的作品通常比普通的文本批评更能迸发出思想的力量^[88]。例如，1981年法国巴黎的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2000年加拿大多伦多的当斯维尔公园（Downsview Park）、2007年由Dogma设计事务所构思的“阻隔之城”（Stop City）、2015年中国台湾台中的“青翠园”（Jade Eco Park），以及201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荣耀公园（Les Glòries）竞赛，这些方案分别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景观都市主义、批判性抵抗、知觉现象学在风景园林理论话语中的滥觞，亦可看作是批评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在风景园林领域中，图像的再现（representation）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技术媒介。这股图像再现之风肇始于图绘（drawing）和地图术（mapping），进而把它们从被动的描绘性表达提升到主动的创造性和能动性（agency）的地位^[89]。随后，拼贴图（collage）、摄影和点云（icloud）等再现技术也逐渐成为风景园林批评的主要载体。总之，大部分的风景园林批评应当由职业批评家生产而来，但也不可忽略那些不时出现的天才性方案和图像本身所具有的批评效应。

7.   总结与展望

风景园林批评以批判性思维介入具体的景观作品，以特定的历史或理论视角做出相应的评价，这份判断性评价具备不同程度上的知识强度，且在学科、社会、环境和文化层面上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价值。认识风景园林批评既要坚持营造、历史、理论与批评之间的整体性关联，又要在批评与营造、批评与历史、批评与理论之间保持相互联系且差异的辩证关系。风景园林批评的概念支点既可以从人本主义入手，也可以从实证主义或设计科学的路径切入，然而，本研究主张营造山水之境有潜力成为风景园林批评的核心方法论，因为营境指向的生命涌动有机会构成风景园林的自主性理论。总之，基于上述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主体论，本研究尝试建构了一份风景园林批评学的知识框架。

回到开篇之言，本研究假设系统性框架与具体而微的批评是同等重要的，无论是充满自信和憧憬的愿景，还是提纲挈领的研究框架，实际上，从根本上都无法替代脚踏实地的批评活动。甚至，风景园林学术共同体还须特别警惕以“呐喊口号远远超前于具体行动”的现象。尽管风景园林批评需要一份结构性的知识框架，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则更需要大量高水准的批评之音，掷地有声，有的放矢，智识与想象并行，高雅与日常共舞，情怀与责任同存……当下中国的风景园林实践犹如天空繁星，大部分的作品虽然暗淡无光，但仍有很多星丛不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不过，目前的困境是，几乎很少有学者去阐释它们为何会发光，鲜有风景园林批评家能把那些已闪烁于苍穹中的光芒转化成智慧之光，当然，更少有人愿意鼓足勇气去重新建构出一幅当代景观的思想网络和知识图谱以泽慧世人。尽管批评不是万能的，然而，那些富有挑战的学科使命皆需风景园林批评的强势介入，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局部改善^[90]。因此，在这份框架性的知识结构上，我们希望在未来看到更多以景观作品为对象，展开合理、客观且深邃的批评性讨论。

在更广阔的语境下，风景园林批评不仅是一个知识性的学科议题，也绝非限于具体观点操作问题，甚至，它还涉及国人安身立命的存在（being）议题，因为这既关乎着以景观空间为艺术载体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又与每位生活在景观空间中的公民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关。景观空间如何与自身的历史对话，如何与现实沟通，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如何与未来互动，如何利用思想撬开自身的神秘性，又如何通过自身揭示时代性……正是在一篇篇需要撰写的、沉甸甸的、独立的风景园林批评文章的热切期待中，我们才有望澄明地瞭望自我、文化、社会以及无处不在的景观空间的真义。在此意义上，只有涓涓细流汇合成大江大河之时，才是风景园林批评学真正建立之日。

致谢(Acknowledgments)：

朱育帆教授那充满智慧的点拨、含蓄的鼓励和无私的包容，是这篇文章得以完成的最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