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本研究旨在从景观人类学视角解读冲绳久米岛20世纪70—90年代的景观变迁。在日本，人们认为冲绳拥有与日本本土相异的文化。冲绳群岛位于日本西南，地理上靠近中国，因此不仅生成了独特的风土文化，而且在历史上也深受日本本土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冲绳人有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自称“冲绳人”（Uchinanchu），而称日本本土居民为“大和人”（Yamatonchu）。提起冲绳，能够列举的地方特色有排骨荞麦面（soki soba）、苦瓜（goya）、泡盛（冲绳烧酒）、三线（乐器）和Eisa舞蹈等，特色景观则是红瓦顶、石狮子、石敢当、御岳（圣地）等。日本的旅游指南中，也经常登载石头墙环绕的红瓦顶住宅、屋顶上的石狮子、墙边/路旁散布的石敢当、作为圣地的御岳等特色景观的图像，它们不仅是冲绳的典型“表象”（representation），也是构成冲绳“外在景观”的核心元素。

2001年秋天，笔者作为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初次前往久米岛考察，这也是笔者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由于对冲绳只有上述那些刻板印象，调查便只围绕那些典型的景观元素展开。实地考察之前，我一直以为它们都是冲绳独特风土所孕育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在绘制了这些景观元素在3个小聚落中的分布图，并统计了它们的建造时期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大多数建成于20世纪70—90年代。其中御岳景观虽已有约200年的历史，但“二战”后几近荒废，直至1990年后才被重建。

这一事实令我非常吃惊——我们惯常视为冲绳传统文化的这些景观元素，其实是1972年美国将冲绳返还日本后才被塑造成的典型景观。“二战”结束后的将近30年里，冲绳一直归属美国，直至1972年被返还给日本后，才作为日本国内的“异域”而得以发展观光产业。在此背景下，上述的“外在景观”元素被客体化，相应的物理景观也随之涌现。笔者在《风景园林》“景观人类学”专题的拙文中，称此种现象为“空间化”^[1]，即某个地区或民族的“外在表象”被塑造生成后，随之被转换为现实的物理景观，并广为传播。久米岛即是如此。

除了梳理调查地的景观变迁，研究者也不能忽视这种外在的文化“表象”生成“外在景观”的权力作用。然而，在分析这一权力作用的力学关系时，如果只关注政府部门或旅游公司，就会忽略掉另一层重要的过程。在久米岛，建造红瓦顶住宅、设置石狮子与石敢当、重建御岳者，正是当地人。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当地人为何要把这些“外在表象”融入自己的生活，并进行相应的景观再生产。先说部分结论的话，即当地人依托向岛外迁移或与岛外同乡会的交流网络，以及通过自然灾害、记忆、梦、观光政策等复杂交织的经验，改变了当地的景观。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觉”红瓦顶住宅、石狮子、石敢当、御岳等是支撑家乡风土的“文化遗产”，笔者称此为“文化遗产的自觉”，下文将详细论述它如何影响当地的景观变迁。

2.   调查地概况与观光产业的兴起

冲绳，旧称琉球，人口约146万（2020年）。因地缘关系，冲绳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中华王朝的册封体制之下，也曾受日本与美国的统治。琉球王国时代（1429—1879年），尚氏王朝将采用中国文化作为国策，从福建省引入被称为“久米三十六姓”^①的知识阶层（技术人员、学者等）。因此，冲绳同中国东南地区有较多相似的文化要素，比如传入的春节、清明节、龙舟赛等一系列民俗活动。

除本岛之外，冲绳还有许多岛屿，其中之一便是本研究所聚焦的久米岛。久米岛位于那霸以西约90 km，面积63.21 km²，是继本岛、西表岛、石垣岛、宫古岛之后的冲绳第五大岛屿。根据笔者2003年初次调查时的统计资料，久米岛有3 582户、9 700人，户均3人左右^②。从17世纪初期开始至2002年4月的约400年间，久米岛被分为具志川村与仲里村。虽然2002年4月后两村合并，但二者的生活区域、学校教育等均存在差异^[2]。久米岛内部包含31个自然村（日语中称此种自然村或小聚落为“字”），笔者调查的是具志川村的X自然村、Y自然村与仲里村的Z自然村（图1）。

图  1  久米岛地图

Figure  1.  Map of the Kum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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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米岛的人口流动性很高。我曾访问过的多数老年人，都有在冲绳其他岛屿、日本本土、中国台湾省、南美洲等地的居住经历。因此，久米岛的每个自然村都有被称为“乡友会”的同乡会，构筑起跨区域的人际网络。例如，约占久米岛总人口10%的Z自然村在冲绳本岛与东京等地也设有同乡会，其中那霸市的规模最大。

如出身久米岛的冲绳研究专家仲原善秀所言，久米岛上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极为简朴^[2]。直到美国统治时期的1956年，岛上才设立电力公司；基础设施则是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完善，1963年建立了电视台，1968年整备了飞机场与港口。

久米岛观光产业的兴起，则是1972年5月15日冲绳被返还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观光业才得以不断发展。哪怕是在冲绳整体的观光业收入低迷的1981年，久米岛的观光客也相较前年增加了8.9%。1982年，久米岛观光协会更进一步推动实施观光产业发展政策，制作观光指南，举办推介会，制定保护冲绳特色景观的规划方案。彼时被观光协会划定为“特色”的景观元素，便包含红瓦顶住宅与御岳^③。此时提出的久米岛观光发展政策包括4个方针：1）通过观光开发促进村落的经济发展；2）将“传统景观”保护下来，并打造为观光地；3）发掘观光资源，塑造地方魅力；4）依托村民的协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久米岛的观光协会与村级政府一起，发掘当地的“特色”景观，并通过旅游宣传册与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如2003年7月仲里村所发放的旅游宣传册中，便介绍了除自然景观之外的红瓦屋顶、龟甲墓、石敢当、御岳等日本本土少见的物质文化景观。

3.   源于中国的景观元素增加与景观变迁

如上所述，经由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观光产业，久米岛内的红瓦顶住宅、石狮子、石敢当等景观元素明显增加。冲绳的石狮子，虽然形态略有差异，但大体与中国的石狮子类似，多设于红瓦屋顶之上或住宅门旁。设置“泰山石敢当”的习俗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有，在与冲绳邻近的福建省内亦可见到。虽然冲绳当地人和研究者一般不认为红瓦屋顶也源于中国，但是在中国闽南地区是可以见到不少类似的红瓦顶住宅的，这说明冲绳的红瓦顶住宅与中国的传统家屋也可能有某种关联。这些在中国华南地区常见的景观元素，在日本本土却很难见到。正因此，这些由“稀少”之物构成的景观被认为是冲绳特色而变为“观光资源”。

3.1   红瓦顶与石狮子

值得注意的是，如旅游宣传册或卡拉OK包厢内所宣传的“石狮子坐于红瓦顶之上”的景观，在历史上几乎不存在。从琉球王朝时代至20世纪前半叶，红瓦顶住宅基本上只为王公贵族所用，即作为所谓“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的一部分。换言之，以前的红瓦顶住宅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只有地主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才会进行仿造。虽然红瓦顶住宅通过地方精英得以在冲绳各地传播，但仅为一小部分权贵使用，直至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的民宅屋顶还是茅草或粗朴的白瓦。在偏远的久米岛，这种倾向则更加明显。据仲原善秀所言，“二战”前的久米岛内，红瓦顶住宅极少；“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期以来，当地人才开始仿造红瓦顶住宅，这些住宅随后才转换为冲绳的典型表象（图2）。

图  2  红瓦顶住宅

Figure  2.  Residence with red-tiled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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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位久米岛居民所言，1972年冲绳被返还之前，岛内几乎不存在石狮子；尤其是在屋顶上设置石狮子的习俗，几乎没有。因为当时大多数住宅为茅草顶，如果将石狮子这样的重物置于其上，屋顶有坍塌风险。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红瓦顶住宅在岛内的普及，将石狮子设于门前或屋顶上的习俗才开始形成。这也与久米岛观光产业的兴起时期一致（图3）。

图  3  红瓦顶上的石狮子

Figure  3.  Shisa above the red-tiled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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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了解到村民们最初设置石狮子的动机并不一定与旅游开发直接相关。如X自然村与Y自然村内石狮子的流行就是始于一个传说。当时，那霸的一个村子发生灾难，很多村民生病、死亡，但那些为了祛灾而在村口或家门前放置了石狮子的地方，却平安无事。这个传说通过亲友交流传入久米岛，自此以后，村民们相信石狮子具有祛灾效应，渐次在门口设置石狮子。随后，其他看见这一景象的村民，也开始出于祛灾或装饰目的而效仿。到21世纪初期，不止门前，在屋顶上设置石狮子的住宅也渐次出现。根据一位村民的说明，石狮子本来有两种，嘴巴张开的是雄狮，闭起来的是雌狮；原本是需要成对购买后置于门的两侧，但他只购置了一座雌狮，便放在了屋顶上。其他一些村民则说是因为在电视上看见了冲绳本岛的石狮子置于屋顶上的影像，才开始效仿。

由于时间的重合，或许可以说这一现象是受到观光开发及与之伴随的“外在表象”的影响。但是，如上述案例所示，久米岛的村民最开始设置石狮子，是与传说或信仰相关，而非观光开发的直接结果。只是随后被观光产业所利用，作为具有当地特色的景观，而成为一种“表象”。

3.2   石敢当

石敢当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石敢当起源于中国，琉球王国时期传入冲绳。久米岛有一处建于1733年的“泰山石敢当”，今已成为观光资源（图4）。但同石狮子一样，久米岛内石敢当的增加，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2001年，笔者测绘了X自然村、Y自然村的红瓦顶住宅与石敢当的分布情况（图5）。X自然村是比较古老的小聚落，保留着地主阶层的红瓦顶住宅与泰山石敢当景观，只是当年仅存4处石敢当，且都位于公共设施附近；相反，Y自然村虽然是“二战”后新形成的小聚落，却有22处石敢当，其中80%以上是由村民自行购入并安置于家附近。据Y自然村的村民所说，他们开始购置石敢当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当时，在村民们新建/翻建红瓦顶住宅或钢筋混凝土住宅时，售卖石敢当的商人来到久米岛，宣称这是来自中国的效果极佳的祛魔物品。听闻此言，村民们竞相购置石敢当，由此形成了Y自然村的石敢当景观。

图  4  冲绳各地所见石敢当

Figure  4.  Shigandang in Okin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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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X与Y自然村内分布的红瓦顶住宅与石敢当

Figure  5.  The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s with red-tiled roof and shigandang in X and Y ham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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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村民们为何会购入石敢当呢？在日本本土，人们即使听说了石敢当具有驱邪效用，也不一定会轻易购买，事实上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石敢当为何物。与之相对，久米岛的X自然村内有一处比较古老的“泰山石敢当”，当地人对此当然并非完全无知。另外，冲绳有重视驱魔、辟邪的文化传统。冲绳的传统民居前通常会有一堵叫做“hinpun”（日语：ヒンプン）的屏风石墙，有些居民说屏风只是用来遮挡视线，但有些人也说这堵墙还有驱邪效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本土与冲绳掀起一股风水热，久米岛内居民对风水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如同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述，久米岛有一种与风水类似的被称为“Funxi”（日语：フンシ）的习俗。Funxi与风水相似，都讲求墓地、家宅与聚落的地形与方位，但不怎么强调“气”的概念，而是重视太阳运行的独特环境观^[3]。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风水热潮，导致更多的人将Funxi与风水等同看待^[4]。石敢当之所以被接受，也与久米岛人的传统Funxi信仰与新的风水热潮相关。

总之，久米岛的人们建造红瓦顶住宅、设置石狮子与石敢当的动机，最初与观光开发或冲绳“外在表象”的传播并无太大关联。只是这些景观元素在观光开发的后期作为冲绳的“文化遗产”而逐渐被认识，并经由当地人仿造同冲绳风土相适合的景观“表象”的行为而大量涌现。只不过从表面看起来，人们的这些实践与冲绳的观光开发趋势相契合。

4.   御岳的人地关系与景观再生

4.1   御岳及其复兴

御岳是冲绳的一类圣地。一般而言，圣地中心是树木环绕的祭神处。御岳与冲绳的信仰体系密切相关。至少在15世纪尚氏统治琉球王国之前，它便已存在于久米岛上^④。然而，随着久米岛被纳入琉球王朝治下，御岳便转而成为国家的祭祀场所。琉球王国的宗教体制是金字塔式的，“闻得大君”（国王的姊妹）处于顶端，其下是“君南风”（高级神女），基层则是“祝女”（普通神女）^⑤。琉球王国时代的久米岛内，有1名“君南风”和10名“祝女”，负责在御岳执行国家祭祀^⑥。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结束，琉球王国不复存在而变为冲绳县，御岳内的国家祭祀习俗也随之消失，御岳多被荒废，只有一小部分为村民利用。冲绳学的权威外间守善，在21世纪初回顾30年前的境况时说道：“祭祀和圣域伴随严格的禁忌传承了数百年。可是，明治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太平洋战争等重大社会变革发生之后，祭祀和圣域开始衰落。使它更加衰落的决定性原因是冲绳回归以后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我们在这次进行的田野考察中看到，随着耕地整顿事业的开展，御岳和水田遗迹都被铲土机平整，就感觉这是看御岳等圣域的最后一次机会。”^[5]

但是，与外间守善的预想相反，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间，久米岛上的几处御岳得以重建。20世纪90年代以后，久米岛的一部分村民提议重建御岳景观，经过村民们的讨论与活动，21世纪初已有3处御岳得以再生；并且随后有更多的御岳重建计划陆续被提出、施行。究其原因在于，对作为管理者的村级政府而言，御岳的景观再生是增加观光收入的绝佳机会。当时，无论是“久米岛史迹整备事业委员会”会长还是仲里村的村长都认为——御岳的景观再生对于发掘、传承本土传统文化有益^[6]，他们为了推动观光开发而支持村民们的御岳再生计划。然而，村民们重建御岳的目的并不必然是为了观光开发，比如很早便开始重建御岳的Z自然村，动机则源于A婆的一场梦。

4.2   Z自然村的御岳再生案例

冲绳是台风多发地区。1990年，Z自然村的御岳祭拜处被台风损坏。据说不久便有神灵显现于A婆的梦境中，提醒如若不重建御岳，村内会起灾祸。A婆便将这一警醒告诉了Z村的其他村民。当时去御岳祭祀的人越来越少，这一传言基本只在老年人之间传播。一部分老年人曾听过往的老人说过御岳是Z村的发祥地与精神支柱，并从久米岛人去岛外时需要带上御岳的线香的习俗来佐证御岳的重要性。但是，A婆的梦境传言最终得到响应，则在于另一位老人B公。

B公生于久米岛，年轻时在冲绳的其他离岛工作，退休后又返回家乡；也曾在日本本土与中国台湾省生活过，因此B公在Z村是有发言权的人物。B公听闻这一传言后，在C公等友人的协力下，认同并积极推动御岳的重建。笔者所属调研团队对B公进行了相关访谈^⑦，他认为彼时冲绳年轻一代的不当行为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源于信仰的缺失，正因如此，不得不重视御岳信仰的恢复。只是，随着访谈的深入，才知道B公只在年少时去过几次御岳；但当他体验了久米岛外乃至冲绳之外的世界后，便认为御岳是“冲绳的心”，它的景观再生刻不容缓^[6-7]。

然而，在御岳重建初期，困难接踵而至。尤其是赞同重建御岳的主要是老年人，几乎全部青壮年都反对这一计划。青壮年们认为现在重建御岳没有意义，不如把资金用于完善更有意义的福利设施。据B公说，他们老年人在会议上不厌其烦地与青壮年们讨论交流，最终说服他们接受了这一计划。那么，当时的青壮年们又为何转而赞同重建计划呢？一种说法是出于对老年人的尊重而接纳了他们所热心的计划；不过也有一部分青壮年改变想法，认为御岳再生或许在将来对观光开发有益。

由此可见，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实施的观光开发政策的确对于Z自然村的御岳再生计划起到一定作用：部分村民和史迹整备委员，正是出于促进观光开发的动机，才支持重建御岳。只是，对于积极倡导重建御岳的A婆、B公、C公等核心人物而言，他们支持重建御岳不是为了观光开发，而是修复御岳的“灵力”，期盼构筑以御岳为中心的安定社会关系。

实际上，在御岳重建过程中，老人们所重视的是祖先传下的一系列习俗。从村民们留下的相关建设记录可知，1992年5月23日开始重建方案的规划设计，1996年8月6日举行开工仪式，从设计到开工历时4年多。在此期间，他们向村民与“乡友会”募集资金^[6]。主要依照祖先传下来的习俗，从两方面着手重建御岳：先砍伐周围林木后兴建广场，再重建祭拜处。在采伐林木时请会风水的村民选择良辰吉日，在砍树前测定方位、寸法等^[6]。这些行为不是为了招揽观光客，而是在非正式内部场合举行。经由这样的仪式，村民们祈愿御岳的“灵力”长存，以御岳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也能够维系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村民们并非单纯地恢复御岳的旧貌，也尝试增加新要素。如出于防台风考虑，摒弃礼拜处的传统木造结构，选择钢混结构；礼拜处的门前还增设了日本本土风格的鸟居与赛钱箱，以营造受年轻人喜爱的景观。

总之，虽然Z自然村的御岳再生计划表面上与观光开发进程一致，但村民们推动御岳重建的动机及具体的活动内容，并非基于政治经济目的，而是为了修复信仰、维系社会关系等。当然，如同B公自觉“御岳是冲绳的心”那样，随着村民们对冲绳之外世界的了解，他们也将御岳作为“文化遗产”而“再发现”。2000年，冲绳本岛的斋场御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御岳与冲绳文化的“表象”更加紧密地关联，对随后的御岳再生计划产生较大影响。只是，如果只从外部现象与政治经济过程探求御岳再生或景观变迁的原因，就容易忽视事情的本质。在御岳再生计划的早期，以修复因自然灾害而损坏的圣地为契机，村民们开始修复自身的故土情结、历史记忆、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等，也就是“场所营造”（place-making）^[8]⑧。

5.   总结与讨论：关于“文化遗产的自觉”

以上笔者梳理了久米岛内3个自然村在20世纪70—90年代的景观变迁。这30余年间的景观变化趋势倾向于彰显“冲绳特色”，表面上看来是观光开发的产物。虽然冲绳的观光开发的确带动了“冲绳特色空间”的生产，但是从笔者的田野调查来看，仅从观光政策或“空间生产”的角度切入分析，并不足以说明久米岛的景观变迁。景观变化背后还交织着偶发的自然灾害、梦境传言、信仰、人际交往、外来商品流通，一时一地的人与人、人与非人（包含超自然要素）的交织等。

红瓦顶、石狮子、石敢当、御岳，并非观光开发后才出现的景观要素。作为久米岛或冲绳各地的传统文化，它们确实早已存在（虽然数量较少），这也成为多数居民接纳这些景观要素的基础。受观光开发、“空间生产”等外部影响，村民们将这些景观要素“自觉”为本土的“文化遗产”，并将自身的历史记忆、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等注入其中，作为“场所”进行营造。如果用形象思维考量的话，从外部（观光开发、“空间生产”）单向的影响内部（生活、“场所”）的力学关系并不足以说明久米岛的景观变化；其间还有受外部刺激后，内部的再组织过程，即自创生（autopoiesis）过程，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便是“文化遗产的自觉”现象。就多数村民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在打造“冲绳特色”的景观，不如说他们的重点在于重构本土社区的社会关系与精神支柱。

本研究所谓的“文化遗产”，并不限定于经认证的世界遗产或国家级、省级遗产等，而是指村民们认为理应由后代传承的“文化遗产”。人类学的景观研究，不仅重视物质形态的变化，还特别重视精神层面，即文化、社会、感情等因素的影响。毋庸赘言，在调查过程中，对景观的测度（mapping），方位、寸法等的测绘不可或缺，但其余的时间，应将重点置于对当地人的观察、访谈，了解当地人如何利用、认知、在某些情况下又特别珍视的那些景观^[9-14]⑨。从这种视角来看，景观人类学所关注的，自然地不仅是经官方认定的文化遗产，还有人们希望后世传承下去的“隐形文化遗产”。人们往往会不惜耗费地守护对自身很重要的“场所”；发掘各地区的“隐形文化遗产”，并引导人们守护它们，也是景观人类学调查研究的任务之一。

笔者认为，关注当地人的“文化遗产的自觉”是有意义的研究路径。在久米岛，受“冲绳特色空间”的生产影响，“文化遗产的自觉”使村民们重视的“场所”得以被（再次）塑造。作为“文化遗产”而被重视的红瓦顶住宅、石狮子、御岳等，不仅成为村民志愿守护的“场所”，还对“冲绳特色空间”的生产有所助益。换言之，“文化遗产的自觉”与“空间生产”合力（再）塑造“场所”的样态，即是景观的“多相律”^{[11, 15]⑩}。反言之，“空间生产”是“守护场所”的后盾。

“文化遗产的自觉”所引发的景观变迁与多相律，并不仅见于冲绳一地。在与冲绳同属西南诸岛的奄美群岛，亦可见在地方精英领导下的由当地人发现、“自觉”具有奄美特色的“文化遗产”，并成为申请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联动力^[16]。在中国广东省的梅州（客家）地区，模仿客家文化“表象”——圆形土楼的建筑物拔地而起的同时，当地人却将本土的集合住宅“围龙屋”作为“文化遗产”而发现、“自觉”、保护，这一草根力量又引发政府开始将围龙屋视为新的“特色文化”而进行新的“空间生产”^[17]。可见，“文化遗产的自觉”概念，在诸多案例中都具有适用性。笔者认为，在用景观人类学视角考察文化遗产保护时，“文化遗产的自觉”是今后值得引起注意的概念。

图  6  宫古岛的涨水御岳

Figure  6.  Harimizu Utaki in Miyako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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