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流失所带来的乡村空心化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1]。中国在过去40余年中经历了快速城镇化^[2]，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使乡村出现劳动力流失、居民点空心化、产业衰落等抑制乡村发展建设的问题^[3]。缓解乡村空心化是当下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4]，其中缓解村域人口空心化是提升乡村发展活力的关键^[5]。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从城市向乡村回流等新的人口流动趋势^[6-7]，携带知识、技术、资产的劳动力返乡成为乡村社会经济建设的新机遇^[8]。已有研究较多地从宏观区域层面上讨论人口回流的倾向、迁移特征^[9]与影响因素^[10]，较少从个体案例研究的角度讨论人口回流的驱动因素及对乡村建设的作用。研究的对象更多聚焦于非原住民的“新村民”^[11]，较少关注从乡村迁出后又返回乡村的群体，且关注的影响因素较多集中在物质空间、社会经济发展等层面，较少分析地方文化对乡村空心化的作用机制。

“适应性”是解读人地关系变化与发展的重要概念之一^[12]，霍林（Holling）提出的适应性循环理论^[13]将适应性理论延伸至复杂系统研究，用开发（r）、保护（K）、释放（Ω）、重组（α）4个阶段解释系统的适应性演化。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有助于解读空心化村落如何在人口流动、人员结构变化的冲击下，维持社区协作、经济文化建设等^[14-15]。处于开发和保护阶段的村落有着积极的发展态势，处于释放和重组阶段的村落则容易因外界干扰发生系统重组。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的人地关系研究大多关注于静态时间截面下的适应性结果，如识别、分析乡村空间的适应状态与问题^[16]。部分关注动态时间演化的聚落适应性研究，倾向于关注长时间窗口、大尺度空间的人地演化机制，如跨越500年的黄河流域人地耦合关系^[17-18]。这些研究较少关注短时间窗口（尤其是具有周期性特征）、小尺度空间（尤其是村落尺度）的适应性循环特征。

地方文化作为乡村长时序适应的结果，是维系乡村人地关系的一种重要纽带^[19-20]。仪式作为一种反映社会关系、塑造社会空间的地方性文化产物^[21]，是人们建立对乡村的认同与归属感的重要媒介，它在村落适应性循环中的作用机制有待探究。在空间层面，信仰文化有助于塑造益于群体认同的景观格局^[22]；在社会关系层面，在信仰文化的影响下，乡村社区还会演化出一种适应性的基层治理秩序^[23]。因此，民俗仪式的延续往往能够影响村落在景观保护、文化传承、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活力，民俗仪式的延续能否促进村落在人口流失背景下的适应性演化值得研究。

本研究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村落的适应性嵌套循环模型（图1），以揭示村落的适应性循环存在“双周期”嵌套的特点（一是乡村系统从诞生到衰落的个体历程所形成的生命周期，二是民俗活动、时令节庆等基于特定时间规律所形成的时序周期），探索乡村的时序周期活动是否对生命周期适应性演化具有积极作用。自组织能力体现了村落在进入释放和重组阶段后优化自身结构与功能的潜力，有助于降低村落受到人口流失、经济衰退、环境破坏等冲击而衰落的风险；梳理以年为周期循环的民俗仪式如何促进人们形成地方认同并实现文化的代际传承，并探究在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区协作的适应性调整如何促进乡村维持自组织能力；解释民俗仪式作为一种时序周期的微循环，如何促进乡村实现适应性循环中不同阶段的转化，从而缓解人口空心化对乡村的负面影响。

图  1  构建村落的适应性嵌套循环模型^[13]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a nested model of adaptive cycles for the villag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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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案例地概况

福建省漳州市丰山镇芹坂村距镇中心约3 km，总人口1 500余人，其中外出流动人口400余人。常住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村中青年大多常年在外工作，乡村成为第二居所。芹坂村虽然缺乏独特的文化或生态资源，但一直保持着自组织、自适应的持续演化，背后原因值得探究。

“巡境仪式”是漳州乡村广泛存在的一种以年为周期开展的民俗活动，表现为人们在每年的特定时间将神明抬出社庙，出巡乡村各个角落，接受乡民祭拜。仪式强调通过社区协作来完成，其文化空间序列和协作组织结构有效支持了仪式活动的延续。芹坂村所在地丰山镇下辖的14个行政村皆有举行“巡境仪式”的传统，同时，其中的多数村落都在近20年内对民俗仪式举行的核心场所——社庙——进行过更新重建活动（表1）。对社庙、宗祠等文化空间的保护利用及对巡境仪式的传承，反映出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和围绕民俗文化的社区自组织行动能力。

表  1  丰山镇14个行政村社庙更新与仪式时间基本情况

Table  1.  Overview of the temple renewal and ritual time of the 14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Fengshan Town

村名	庙名	更新年月	巡境仪式日期
玉胜村	金鹊宫	2004年2月	每年农历三月初十
玉兰村	玉兰宫	2014年6月	每年农历一月十三
龙径村	龙径庵	2007年2月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
浦西村	威惠庙	2004年8月	每年农历二月十五
红岩村	武当宫	2012年12月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后壁沟村	威惠庙	2008年12月	每年农历三月十四
内角村	威惠庙	2008年12月	每年农历三月十四
湖坪村	威惠庙	2008年12月	每年农历三月十四
碧溪村	碧云宫	2021年2月	每年农历一月十三
银塘村	毫光宫	2007年12月	每年农历十月二十六
银塘村	庆元宫	2023年12月	每年农历二月十五
银塘村	慈济宫	2022年10月	每年农历二月初六
下尾村	养正宫	2003年12月	每年农历一月二十二
康山村	代虚宫	2017年9月	每年农历一月十五
芹坂村	龙瑞宫	2001年9月	每年农历一月初五
寨坂村	鼎兴宫	2008年11月	每年农历一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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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团队走访丰山镇14个行政村，运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收集一手资料，梳理当地民俗仪式和社庙空间的基础信息。田野调查结束后，通过线上交流与受访者保持联系，深化对案例地的理解。

通过参与式观察，置入巡境仪式情景，了解和体验仪式活动的全过程，并拍摄记录。芹坂村为团结在乡、离乡村民——尤其是离乡村民——中有助于促进乡村建设的多方力量，成立了“乡贤促进会”（简称乡贤会），为离乡群体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交流平台。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获取了村民（编号V）、乡贤会成员（编号E）、村委（编号G）、游客（编号T）等不同群体对仪式的情感与理解（表2），从而进一步梳理民俗仪式对激发乡村活力的作用。

表  2  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受访者编号	性别	年龄	当前常住所在地	身份
V01	女	19	福州	学生
V02	女	19	漳州	学生
V03	男	19	泉州	学生
V04	男	60	芹坂村	理事会会长
V05	男	62	芹坂村	理事会成员
V06	男	38	泉州	理事会成员
E01	男	60	澳门	乡贤会成员
E02	男	30	福州、丰山镇	乡贤会成员
E03	男	48	福州	乡贤会秘书长
G01	男	44	芹坂村	村长
T01	女	约30	广东	游客
T02	男	约30	福建	游客
T03	男	20~30	漳州	戏团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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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俗仪式的适应性演化

作为一种与空间紧密联系的社区协作性活动，巡境仪式有助于从空间感知和社会关系层面塑造人们对乡村的认同与归属感。芹坂村于每年农历一月初五举行巡境仪式，在空间层面上，仪式的路线将乡村的社庙、宗祠等核心节点组合成特定的空间序列（图2），人们通过参与仪式反复加深对乡村共同体边界及文化空间的认同^[24]；在社会关系层面上，仪式包含筹备、请神、巡境、迎神与归位等环节，呈现出包含组织与参与2条行动路线的传统社区协作秩序（图3），组织者为社区的民俗管理系统——理事会与“头家”系统^[25]，参与主体为全村村民。特定的空间序列和组织结构为仪式的举行与延续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使得巡境仪式在人口流失的背景下仍能够有效地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承。

图  2  芹坂村巡境路线

Figure  2.  Route map of the “Xunjing” ritual (a parade ritual) of Qinb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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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芹坂村巡境仪式流程

Figure  3.  Process of the “Xunjing” ritual (a parade ritual) of Qinb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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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多主体协作框架是维持巡境仪式适应性演化的关键。巡境仪式中的社区协作体现出理事会组织头家、头家代表生产队、生产队落实分工的适应性结构（图4），反映出村落传统的集体行动模式。理事会与头家在乡村社区中既是民俗文化专家，也是除村委会外的非正式集体事务中的组织者。理事会成员一般为具有较高声望的老人，是乡村社区民俗文化事务的主理人，头家在职能上是理事会的延伸，是各生产队的代表。巡境仪式的筹备活动由理事会成员组织头家进行分工协商，再由头家成员组织生产队各个家庭协商物资筹备、推举抬神人选。村民既是仪式的参与者，又通过加入游行队伍成为仪式的组成部分。头家是村落巡境仪式及其他民俗文化活动中的重要组织者，通过实施以年为周期的轮换制度，维持乡村青壮年对参与、组织集体活动的积极性，削弱人口流失对民俗文化活动传承的消极影响。

图  4  芹坂村巡境仪式社区协作的适应性结构

Figure  4.  Adaptable structure of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n the “Xunjing” ritual (a parade ritual) of Qinb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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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参与，不仅是文化传承的直接体现，也是社区生命力和适应性的重要指标，巡境仪式通过引导年轻人参与，促进民俗文化的代际传承，帮助人们理解民俗文化、建立地方依恋和归属感。如受访的青年（E02）说：“小时候看大朋友怎么做，后来看大人怎么做，慢慢传承下来……感觉这是我们村的一种信仰，每个人都会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指参加巡境仪式）……小时候每一年我都会去参加，那时候就看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旗子……现在参加还是很开心，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相比之下，自小离乡者则较早脱离了地方文化环境，缺少对活动的参与，较难形成同等的地方文化认同。如受访的离乡村民（E03）说：“我的小孩长期在福州，在外久了慢慢就不熟悉传统的东西，他家乡话都不会讲。”仪式要求游行队伍中抬神明者为未婚男子，活动筹备时重视保障青年群体在仪式活动中的参与度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承。受访的村长（G01）说：“巡游的主力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这个仪式会引导年轻人去做这些事情，年轻人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就逐渐把这种民俗传承下去了。”

社区协作有助于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其中保障青年群体的参与是关键举措。完善的多主体行动框架有助于村落在释放和重组阶段保持自组织能力，形成新的结构与功能从而适应外部冲击。确保青年群体在乡村集体行动中的持续贡献，则为村落的适应性演化提供了动力保障。

3.   社区协作的适应性组织

常态化的公众参与是促进村落发展的有利因素^[26]，人地分离容易造成人与乡村情感断裂、社会关系瓦解、公众参与活力衰退等问题。通过持续性经济组织、周期性文化组织和阶段性群策组织等适应性组织手段，乡村社区协作维系了离乡群体与乡村社区的联系，为村落的适应性循环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互动的渠道，有助于缓解乡村自适应能力因缺少必要的外部输入和反馈而退化的风险。其中周期性循环的民俗仪式不断重建着离乡者对乡村的集体认同与归属感，有效弥补了空心化乡村集体行动的缺失，有助于保持村落的系统调节能力，提升乡村从重组到开发阶段的演化动力以及在保护阶段发展的稳定性，因此具有降低乡村因空心化而衰落的风险的作用。

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结构在社区人员结构变化中做出了适应性改变。传统的理事会通过吸纳有远见的年轻人保持了社区的创新与服务组织能力，乡贤会的成立则为乡村融合多元群体的建设力量、促进更广泛的社区协作创造了新机遇。多主体参与模式的优化有助于提升社会凝聚力，从而提升村落在外部冲击下的调节能力。

3.1   持续性经济组织

社庙等核心仪式空间作为地方文化和群体价值的载体^[27]，其更新演化存在多主体参与，反映出乡村的地方文化活力和社区自组织能力。2000年至今，芹坂村基于村民共建，通过地方传统资金管理制度持续促进社庙及其周边环境的更新改造，建成了占地约3 600 m²的龙瑞园，为村民提供了新的休闲活动场所。村民的经济参与作为传统的公共参与模式为村落演化提供了基础保障。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离乡者愿意通过捐资支持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建设，以维持自己在乡村集体行动中的存在感，从而巩固自己在乡土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离乡工作者因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而有能力为乡村演化贡献更多资本。龙瑞园最近的一次更新即由离乡群体中积极参与乡村事务的青年发起，不少离乡工作者为此做出了较大的经济贡献。离乡者的经济参与能够在开发和保护阶段为乡村提供更多发展动力，提升乡村在释放和重组阶段遭遇外部冲击或内部压力后的转型潜力。

3.2   周期性文化组织

村落容易因人口流失缺乏自我更新、转型的能力，从而陷入发展停滞状态。巡境仪式活动为离乡人群创造了周期性重建与乡村联系的机会，从而缓解了人口流失对乡村演化动力的冲击。芹坂村超过1/4的人口为流动人口。对民俗仪式的普遍重视，使得多数常年在外、距离较远、返乡频率较低的人群仍会积极返乡参加活动。如受访的离乡村民（E03）说：“因为受到信仰、风俗习惯的影响，大家都会回家……已经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默契了……大部分都会在（正月）初二到初五之间回来，等待仪式结束以后才会离开。”

巡境仪式通过聚集人群激发乡村的公共活力，为返乡人群提供了走亲访友、联络感情的机会。如受访的离乡村民（E03）说：“因为有这个重要活动，所以许多在外的人都会在活动举办期间回到村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村里面就可以有一个互相沟通、交流的平台、机会。很多人可能（很久）没见了，但是在那一天可能就会碰到，打打招呼、叙叙旧。”民俗仪式促进了离乡村民不断重新融入乡村集体，有助于促进文化传承，维系社会网络关系的稳定性，提升社区凝聚力。因此，当乡村处于开发或保护阶段时，能够具备多元发展活力；当乡村进入释放或重组阶段时，能够基于文化与社会交往活力，形成转型发展的动力。

3.3   阶段性群策组织

有知识、有远见的离乡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治理，有助于为乡村带来新的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从而加速村落在更新阶段的资源重组与活力提升。离乡群体通常具备更加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乡村发展有更深的理解。如受访的离乡村民（E01）说：“国外乡村对历史文化、山山水水的保护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发不发展不在于建多少房子，而在于幸福感有多少，要想怎么保护山水、历史文物，让环境干净卫生，让大家住得舒服，政府要做基础设施的建设……”此外，离乡村民中有远见的群体融入乡村传统的社区管理组织，有益于强化乡村的公共服务能力。例如受访的一位离乡青年（V06）说道：“我觉得以前大家捐钱请人来唱戏很浪费，倒不如把钱存下来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我就呼吁身边玩得好的人，让他们有心的话，就把钱捐给理事会存下来，这样理事会如果想做点什么就更有力量了……理事会觉得我很有想法，就让我加入了。”因此，为离乡群体开放参与社区公共议事的渠道，有助于为村落发展提供外部视角和先进经验，提升乡村在空心化背景下的自适应能力。

为整合在乡、离乡等不同群体的建设力量，芹坂村于2023年成立了乡贤会，将社区协作的倡导延展至更广泛的乡村建设议题，以激发乡村新的内生发展动力。芹坂村近几年来积极开展村貌整治，申报省、市级示范村与传统村落，已规划多个乡村更新建设项目，通过乡贤会开放了建言献策通道。在2024年芹坂乡贤座谈会上，乡贤会成员为芹坂村健康、文旅、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提出建议。这体现出乡贤会具有聚合乡村发展资本的潜力，有助于为乡村在发展或更新的关键阶段提供创新动力。

4.   结论

本研究梳理了民俗仪式对构建文化认同、维系离乡人群与乡村联系等方面的影响，探索了民俗仪式缓解乡村空心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巡境仪式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活动是一种以年为周期的“微循环”，嵌入乡村从诞生到衰落的整体生命周期循环中，成为调节村落自组织能力的重要因素，在乡村空心化背景下具有提升村落自适应能力的积极作用。其作用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民俗仪式中的社区协作框架有益于可持续发展，通过促进乡村记忆延续、文化代际传承、地方身份认同，为乡村的适应性循环提供动力；2）民俗仪式为离乡群体提供了周期性返乡参与集体行动的场所与契机，有助于缓解乡村社会关系瓦解，并进一步将城市的经济、信息、人口等资源引入乡村，为村落在开发、保护、释放和重组4个不同适应性阶段间的转化提供创新动力；3）具有时序周期的文化活动——如时令、节庆等——对村落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村落的适应性循环嵌套模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从动态循环的角度探究文化传承对村落适应性演化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在乡村适应性循环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揭示民俗仪式对缓解空心化乡村衰落的作用，进一步构建了适应性嵌套循环模型，为解读乡村的适应性循环提供了更立体的动态视角，从而为乡村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依据与路径参考。然而，芹坂村离乡人群多为周期性回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乡村，人口外流现象持续存在，缓解乡村空心化问题也需要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讨论。未来，民俗仪式在乡村所形成的效应，需要进一步调查是否对闽南以外的地区具有相同的作用，并研究如何从此类现象背后提炼出有助于空心化村落发展的更加普适性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