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盲目的城市建设导致了城市历史风貌特色的衰微，对城市山水格局营建和形胜风貌保留的忽视又导致原本历史底蕴浓厚、山水环境优美、形胜特质突出的传统城市正在迅速衰亡。继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整体视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后，2022年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并提出“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至此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达到新高度。因此，如何在现代化市域景观风貌设计中保护生态，塑造城市山水格局，实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结合与修复，成为中国城镇化新阶段的重要议题。

中国古代很早已有“形胜”概念，“形胜”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从军事意义到山水城建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内涵演变。地方志作为一方风土的见证和城建历史的载体，形胜篇目中凝结了景观风貌设计和生态保护的实践经验，为当今国土空间规划和人居环境建设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尝试。

景观风貌中的“风”指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貌”指自然、人文和空间环境，市域景观风貌是各类地域特色要素相互协调、有机融合构成的城市形象，两者均与“形胜”理念相契合。当前学界对市域景观风貌的研究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不仅有在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探讨诸暨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设计^[1]，还有借助大数据探究景观风貌细节和特征^[2]，也有探讨“公园城市”理念下景观风貌的内涵特征和立法法理基础^[3]。在山水空间研究方面，有从宏、中、微观尺度，借助城市设计手段，探讨海岛型城镇山水空间特色营造的策略^[4]，更有基于形胜风物对统揽山水空间的风景营造手法进行剖析^[5]，但深入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多是微观设计探讨，对整个体系的宏观把控尚为欠缺，且尚未有结合形胜发展历史研究城市风貌的承继，缺乏与当代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营建政策的结合。本研究基于古今杭州山水格局和城市营建历史，挖掘其中凝结的形胜意识，以深化“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城市双修内涵，强化山水形胜视野下的市域景观风貌体系对细部设计的宏观引导优势，以期为当今山水城市构建和景观风貌保护提供借鉴。

1.   “形胜”之源流内涵考述与研究意义

1.1   源流考述

形胜，以“形”相“胜”也。“形”有形象、地势之义，《康熙字典》载：“《说文》象形也……又《系辞》在地成形……又地势也。”^[6]“胜”初为优美之义，唐代《桂苑笔耕集》有：“千株古木在一郡，乃偏为胜景。”^[7]后引申为胜过之义，北宋《尔雅注疏》有：“胜，克也。”^[8]

1.2   内涵变化

“形胜”最早为军事概念，意为利用有利形势制胜，见于战国《孙子兵法》：“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螇者，形也。”^[9]这里“形”指有利的作战形势，而“胜”意为制胜、制敌。

到战国末年，“形胜”逐渐衍生为地理位置优越、地势险要之义，正式作为一种地理概念见于古籍，表达对某地地理条件的评价，春秋战国《荀子》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10]南北朝又将上述地理概念与军事概念结合，认为地势险要之地即为军事便利之所，此义一直沿用于清代，清《明史》记有：“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11]

随着人们山川审美意识的觉醒和对风景认知的发展，“形胜”又引申出优美、壮美之义，增添了风景审美的意味，并逐渐用于建筑乃至城市选址和规划。北齐《魏书》有：“周视崧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12]清代《庸盦笔记》亦有：“吴塘山滨临太湖，两峰夹峙，为吾锡形胜之地。”^[13]

1.3   研究意义

以形相胜的“形胜”源于地理、入于堪舆、钟情于山水。同样，通过构建市域景观风貌体系可对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和人工环境进行挖掘，对城市整体风貌和特色空间要素进行控制，与形胜的内涵不谋而合。然迄今为止，尚无学者将形胜文献做专题整理，也未将形胜与市域景观风貌研究结合，同时在现有细部范式设计上，更多强调利用自然条件进行程式化、规范化设计，角度单一，造成“千城一面”，且过于聚焦局部关联，缺少宏观视野和整体城市特色的统筹。杭州作为“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典型山水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较为完整的市域景观营建成果，同时史乘中的形胜记载较为丰富连贯，以杭州为范本进行解读，可以最大程度实现古今融合，促进市域景观营建效果的深层次提高。因此，基于史乘对山水形胜进行梳理并总结经验，构建双重结合、双重修复范式，促进市域景观风貌宏观体系建设，对城市山水形胜保护和风貌特色传承，丰富景观风貌设计方法，从宏观层面引导全域空间秩序，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建设中生态-空间-景观关系的一体化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2.   杭州“云山”与“江湖”并存的山水形胜格局

杭州地处华东地区、东南沿海、浙江北部、钱塘江下游，以“东南名郡”著称于世。古之杭州府位于江河湖海、山地平原之交，西依群山，东临大海，地处京杭大运河南端，经大运河可北入中原，沿钱塘江可扬帆出海，自古就是“山川环错，井邑浩穰”的东南都会。此外，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富，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记有：“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14]丰富的自然条件以及优越的地理格局共同构成杭州的形胜特点，为杭州城邑的选址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1   三面拱卫的“云山”印记

杭州作为宋都汴京四战之地，太平极盛已有数百年，自古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之美称。西北面有东西天目与白际山构成天目山龙脉，西南面又有千里岗和龙门山脉作为承托，西南山地与西北山地共同构成山体形胜骨架（图1），山体景观风貌明显。诸山在清代查慎行诗中被凝练成“四围图画本天成，三面云山一面城”。毫无疑问，崇山峻岭给杭州打下了深深的“云山”印记。

图  1  浙江省自然地貌格局及杭州市域格局

Figure  1.  Natural landscape pattern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regional pattern of H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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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面入海的“江湖”记忆

杭州西北地势高，向东地势渐缓，流经整个杭州府的钱塘江构成水龙脉流入东海，千岛湖、钱塘江、富春江和西湖构成主要水体形胜骨架，水体景观风貌突出。钱塘江古称浙江，最早见于战国《山海经》“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15]；流经富阳一带的钱塘江称富春江，昔有“小三峡”之称；西湖虽几经湮塞，但经历代治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已成为西湖印象。密布的水网带来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更使杭州成为经济繁荣之所。昔“两江一湖”与今千岛湖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属于杭州的“江湖”记忆。

3.   杭州形胜在建置沿革中的演变及其在方志中的记载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杭州的社会历史最早可追溯到8 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和4 000年前的古湘湖文化时期。相比之下，杭州城的出现则较晚，在秦统一全国后随钱塘县的设立而逐渐形成^[16]。

3.1   杭州形胜在建置沿革中的演变

春秋战国以前，杭州城所在的钱塘江口北岸地带只是散布着一些小规模的村落和原始港渡。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此地河网纵横、水泊密布，易守难攻，范蠡曾在此筑兵港。秦时今杭州市区所在冲积平原尚未形成，仅为避潮而居的山谷小城，此后杭州城随钱塘县的设立得到逐步发展。西汉时钱塘城址设在今杭州西南茅家埠至灵隐寺，此间地势平缓、水源丰富，又处水陆要冲，具有独特的军事意义。东汉时，随着今西湖及东沙洲平原进一步形成和扩展，同时防海大塘建设初见成效，钱塘城逐渐由山谷向外迁移。

经秦汉六朝到南朝六七百年的缓慢发展，作为杭州城前身的钱塘已是稍具规模的城市，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进入隋唐以后，杭州才全面走上“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①，开肆三万室”的东南名城。开皇十一年（591年），杭州城选址于凤凰山麓“依山筑城”，建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呈现“城随山势”的景观风貌特征，这也是杭州城市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筑城活动，基本奠定了后世杭州城的基本格局。

唐末大顺元年（890年）九月，钱镠“筑新城，环包式山，洎秦望山周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驾险版筑焉”^[17]，充分利用原杭州城周山环抱的山水格局和“穿林驾险”的险峻山势进行第一次扩建。唐景福二年（893年）又将秦望山东亘江干，西湖、霍山、范浦一线全部包括在内，进行第二次扩建，构筑周围70里的“罗城”用于防御。后梁开平四年（910年）进行第三次扩建，将罗城又扩大30里。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后又在凤凰山筑“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促进了杭州经济和交通的迅速发展。此后历经宋、元、明、清代，杭州的城市规模和范围基本再没有大的变化。

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官九县。南宋时，杭州府进入鼎盛阶段，建炎三年（1129年）升临安府，下辖各县袭北宋制，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定都于此，杭州城垣大事扩展，筑有内城和外城。同时，宋代杭州城市地位的跃升和城池建设的发展与西湖的治理密不可分。宋初因战乱导致西湖水日渐干涸，景德四年至元祐五年（1007—1090年），历代知府数次全面治理西湖，西湖之景终于重新焕发光彩，自此成为杭州景观风貌的名片。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两浙大都督府，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杭州路，辖钱塘、仁和、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城、昌化八县及海宁州。南宋灭亡后，元军进入杭州，为加强统治，强令各地拆毁城墙，杭州府因此被毁城，城市景观支离破碎，城内诸河因年久失修与江湖隔绝，以致西湖淤塞，经济萧条，“元惩宋辙，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规窃，尽为桑田”^[18]。直至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张士诚据两浙，发动民众改筑杭城，自艮山门至清泰门展出三里，纳市河于城内，杭州城建才得以恢复。

明改杭州路为杭州府，洪武二年（1369年）降海宁州为县，辖钱塘、仁和、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城、昌化及海宁九县。明时城市构造基本沿元末张士诚之旧，明初据西湖及前代凤凰山旧城形制，重新整治山水，恢复城建，修复自然人文贯通的杭州府城景观风貌。

清康熙元年（1662年），杭州为浙江行省省会，清初下辖九县袭明制，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复升海宁县为州。清代杭州城墙沿袭明城墙，城内除增筑满营外，民居及道路桥梁也在前代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建和增建。清代杭州商业的繁荣又带来城市的繁华，“杭郡江山错绡，城郭如环，奚啻万堞其间，栋宇参差，烟火相接，可谓繁庶矣”^[19]。

3.2   杭州府县山水形胜在方志中的记载

3.2.1   涉及杭州府县形胜的现存古籍方志

明清方志中大多对杭州府县形胜有所涉及，而明代以前，由于资料的保存困难及对方志记载的不甚重视，据1990年中华书局编辑部辑录的《宋元方志丛刊》记载，在现存较为完整的29部宋代地方志中仅有《嘉定镇江志》《绍定澉水志》《宝佑仙溪志》和《景定建康志》4部列有“形胜”或“形势”记录。可见，宋乾道（1165—1173年）、淳祐（1241—1252年）、咸淳（1265—1274年）年间的临安三志中并无杭州府形胜的记载。经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库和爱如生方志库中的唐宋地理总志，仅在南宋《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中找到有关当时首都临安的形胜记录，唐宋以前更是鲜有相关文字流传。据此，将涉及杭州府县形胜的现存古籍方志整理列表（表1）。

表  1  涉及杭州府县形胜的现存古籍方志

Table  1.  Existing ancient books and local chronicles related to Hangzhou Xingsheng

序号	书名	版本	修纂者	修纂者身份	形胜/形势所属卷目
1	《舆地纪胜》	宋宝庆	〔宋〕王象之纂	江宁知县	卷二：两浙西路
2	《方舆胜览》	宋咸淳	〔宋〕祝穆撰	文人	卷一：浙西路
3	《杭州府志》	明成化	〔明〕陈让修； 〔明〕夏时正纂	杭州知府； 南京大理卿	卷一：封畛
4		明万历	〔明〕刘伯缙等修； 〔明〕陈善纂	杭州知府； 云南左布政使	卷十八：形胜
5	《钱塘县志》	明万历	〔明〕聂心汤修； 〔明〕虞淳熙纂	钱塘县令； 稽勋郎中	纪胜
6	《仁和县志》	明嘉靖	〔明〕沈朝宣纂修	江陵知县	卷一：封畛
7	《余杭县志》	明万历	〔明〕戴日强纂修	余杭知县	—
8	《新城县志》	明万历	〔明〕温朝祚修 〔明〕方廉纂	新城县令 工部右侍郎	卷一：疆域志
9	《海宁县志》	明嘉靖	〔明〕蔡完纂修	海宁知县	卷一：地理志
10	《杭州府志》	清康熙	〔清〕马如龙纂修	杭州知府	卷一：形胜
11		清乾隆	〔清〕郑沄修； 〔清〕邵晋涵纂	浙江督粮道； 四库全书馆编修	卷三：疆域
12	《钱塘县志》	清康熙	〔清〕魏㟲修； 〔清〕裘琏纂	翰林院庶吉士	卷一：形胜
13	《富阳县志》	清康熙	〔清〕钱晋锡纂修	富阳知县	卷二：疆域形势
14	《余杭县志》	清康熙	〔清〕张思齐纂修	镶红旗教习	卷一：舆地志
15	《临安县志》	清乾隆	〔清〕赵民洽修； 〔清〕许琳纂	临安县令； 文人	卷一：形胜
16	《於潜县志》	清康熙	〔清〕赵之珩修； 〔清〕章国佐纂	於潜知县； 文人	卷一：舆地志
17		清光绪	〔清〕程兼善纂修	文人	卷一：疆域志
18	《昌化县志》	清康熙	〔清〕谢廷玑纂修	昌化知县	卷一：舆地志
19		清乾隆	〔清〕甘文蔚等修； 〔清〕王守矩等纂	昌化知县； 文人	卷一：形胜
20		清道光	〔清〕于尚龄修； 〔清〕王兆杏纂	处州知府； 文人	卷一：舆地志
21	《海宁县志》	清康熙	〔清〕许三礼纂修	海宁知县	卷二：方域志
22	《海宁州志》	清乾隆	〔清〕战效曾修； 〔清〕高瀛洲纂	海宁知州； 太平同知	卷一：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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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以山川风水为格局的杭州府形胜

成化《杭州府志》卷一《封畛》载：“杭之故封，南浙江，北具区，东大海，西天目，四川之所交会，万山之所重复。”^[20]从成化《杭州府志》九县图（图2）可观杭之形胜，杭州府城是一个地处江海西岸的丘陵盆地，“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21]，气势宏伟。东南部为浙江与大海，即“南浙江”“东大海”，西、南、北部则由诸山环绕，形成“一面临水，三面环山”的山水格局，同时下辖九县散布于诸山之间，共同拱卫府城，构成依托山水的城垣布局，地势选址也体现出山停水聚、山环水绕的极佳风水格局。此外，清康熙《杭州府志》卷一记其形胜：“浙右名区，江东奥壤，南邻勾践之封，北迩阖闾之境……环以湖山，左右映带……可谓盛矣。”^[22] 乾隆《杭州府志》卷三《疆域》又有记，其城“江湖险陂”“川泽沃衍”。由此可见，杭州府周围山水相依，形胜壮阔，一直保持着“东吴都会”的绝佳地位，历代形胜风格一脉相承。

图  2  杭州府九县图^[20]

Figure  2.  Map of the nine counti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Hangzhou Fu^[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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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以山水风景为风貌的钱塘县、新城县形胜

万历《钱塘县志》在《纪胜》部分载：“钱唐诸山韶秀甲天下，其蜿蜒迤弥，在几案间，启西南，郭扉江，湖若家园……盖钱唐之胜，以游胜也。”^[23]万历《新城县志》卷一《疆域志》赞新城县“山川襟带”“地理广袤”。以万历《钱塘县志》形胜总图为例，钱塘仁和为杭州府治所在，钱塘县西部为之江，即“启西南，郭扉江”，北部又有西湖，可谓“湖若家园”，再北则有南屏山、玉岭山、棋盘山等诸山环绕，往东又有孤山、荆山、鸟山、岘山，此外还有大小寺庙，同时九溪、龙井、西溪、宦塘河散布其间，钱塘县境内“山水各擅其胜，或险绝千仞，或浩淼万里”，各类风景资源独具风貌，共同构成了“韶秀甲天下”的钱塘形胜。

3.2.4   以四向关系为区位的海宁县、仁和县、昌化县形胜

嘉靖《海宁县志》在卷一《地理志·形势》有载：“县居东海上游，东俯沧溟，西极沃壤，南为藩郡之股肱，北作崇桐之屏蔽。”^[24]嘉靖《仁和县志》卷一《封畛》又有：“远雄溟海，横互钱江，龙山壮其首，西湖蟠其腹，天竺耸其膺，皋亭卧其背……仁和之与钱塘，其疆域境土互为唇齿，迭相保障。”^[25]从嘉靖《仁和县志》县境图可观仁和形胜，仁和县位于杭州府东部，东为钱塘县，两者紧密相依，南部为钱塘江，即为“横互钱江”，同时在钱塘江东部耸立龙山，即“龙山壮其首”，还可看出仁和县北部为大量山体环绕，背山面水，是为“千夫莫撄，万弩难敌”，独特的四向区位使其与钱塘县唇齿相依。此外，康熙《昌化县志》卷一《舆地志》又有：“紫徽铜坑峙其东南，黄花昱领枕其西北，邃壑深溪，纡回其下，际天蟠地，环列四塞。”^[26]可见昌化县四面环山，山高谷深，东南峙紫徽铜坑，西北枕黄花昱领，群山连绵而又山奇地险，四向区位明显。

3.2.5   以险峻形势为要冲的余杭县、富阳县、於潜县、临安县形胜

余杭县位于杭州府治西部，山水众多，路网纵横，康熙《余杭县志》卷一《舆地志》载：“余邑九峰双径间，多设奇据险，至独松关为江左入浙要冲，守此真有一夫当关之势，千秋岭亦为分戍要地。”^[27]富阳县，自古以“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形闻名于世，康熙《富阳县志》卷二《疆域形势》有：“远引瓯闽，近控吴越，居杭上游，背山面江……号为险绝……形势碓伟，风气完厚……高城深隍，山川自之险。”^[28]於潜县位于天目山麓，具有设军事关隘的天然条件，此地易守难攻，常为屯兵之所，康熙《於潜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天目之山巍然西峙，若千秋岭，则又北门之关隘……九锁交陈，双峰对峙，大呜岩阅武山，为钱氏屯塞之区。”^[29]清代临安县形胜则“天目左支生，余杭为之枕右支生，杭城为之关，苕锦二水合襟于后”^[30]。由此可见余杭、富阳、於潜、临安四县皆地域奇绝，形势险峻。余杭县作为关隘，左枕天目，后襟二水，是为“江左入浙”“分戍要地”；富阳县则地形独特，远近交通便利，背山面水，高城险胜；於潜县即北门要冲，为吴越国屯兵良地；从乾隆《临安县志》形胜图中可看出，临安县周围大小山体星罗棋布，城池掩映于群山之间，诸水流经山与城，山、水、城构成一整体，在便于自我防御的同时，还可以军事之便利拱卫杭州府城，安稳疆土。

4.   基于山水形胜历史价值对当前市域景观风貌问题诊断

4.1   山水形胜的三重特点及重要历史价值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山水形胜呈现出的空间经验是在自然美的基础上，既衍生出艺术化倾向和审美价值的艺术美，又衍生出规律性、秩序性及理性思维的科学美，因此可从3个方面对其历史价值进行认知。

1）山水形胜作为自然资源与山水格局描述的历史价值。形胜作为古籍中对城市自然本底条件和山水景观资源描述的载体，其内容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山水变迁和城市营建的历史，基于对自然地理环境和风貌特征的形态观察，注重空间区位、四面山川以及位置关系等地理要素，体现出生态格局的自然之美，蕴含着鲜明的环境优先和因地制宜的智慧。

2）山水形胜作为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记忆的历史价值。作为城市特色的宏观描述，形胜记载大多涉及城邑选址和发展介绍，但所记并不仅限于此，还广泛涉及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有关的人口、物产、风俗等各个方面，为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力史料。同时形胜记载中也不乏对城市市肆井栏等繁华人间风物场景的生动描绘，也体现出城市风物与文化的艺术之美。

3）山水形胜作为城邑选址和风景名胜保护记录的历史价值。由形胜记载可知，古代城邑大多选址于“江湖夹抱”“山停水聚”之所，非常注重对周围大、中尺度自然山水要素及空间关系等一般选址规律的把控，且风景资源评价也是形胜记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是在文后附地区八景，或是在文中就将地区名胜加以介绍，形胜对于城邑选址和风景资源的记录评价更体现出规律且理性的科学之美。

4.2   当前市域景观风貌保护存在问题诊断

市域景观风貌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内涵综合显现的外在形象和个性特征，不仅强调自然本底与人文历史的结合，更蕴含了城邑选址和风景审美的意味，与古代传统形胜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纵观各省市历年城镇风貌规划和总体城市设计，城市形胜和景观融合的问题十分突出。随着城市建设的深化和范围的扩展，原有形胜和自然资源空间日渐压缩，在用地紧缺的困境下，现代营建风格与自然山水割裂，尤其在形胜理论尚未形成系统认知的情况下，城市景观风貌缺乏整体和局部的关联保护与统筹设计，尚未从“大形胜”角度实现景观风貌更大范围把控。在日渐重视环境保护的今天，生态理念仍未能很好融入城市景观风貌建设，已然断裂的古城形胜文脉又导致城随山水的格局遭到破坏，自然山水秩序亟待重塑。由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城市自然本底和人工建设基础未得到充分挖掘，与山川、风景、风水、区位、空间关系等条件和现状的脱离导致“人、建筑、自然、社会”等元素的交叉融合难以实现，城市风貌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任重道远（ 图3 ）。

图  3  山水形胜价值认知及当前市域景观风貌问题分析

Figure  3.  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Xingsheng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analysis of current issues concerning urban landscape style and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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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杭州样本启示下的市域景观风貌双重结合、双重修复构建范式

通过上述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对当前市域景观风貌问题的分析，本研究构建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双重结合、双重修复范式（图4）。

图  4  杭州市域景观风貌双重结合、双重修复范式研究框架

Figure  4.  Research framework of paradigm for dual combin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urban landscape style and feature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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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山水形胜信息图谱构建

运用图谱的多维组合转换与显示，可多尺度、多属性、多维度、系统性描述分析城市山水脉络信息及特征，且可服务于城市设计的科学预测与决策方案的模拟^[31]。构建形胜图谱时，可与古籍检索平台进行联动，提取形胜文字资料中的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史料与地方建置沿革相对应，自然山水格局描述与府县境图和形胜图中的元素相对应，构建城市形胜历史数据库，同时整理汇集城市历年国土空间规划及总体城市设计相关方案和文本，构建城市风貌现代数据库。还可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等平台进行互动，实现古代舆图立体化，并与现今地貌卫星图叠加分析。以同一地市为研究对象，在GIS操作界面分别展示古之山水形胜与今之风貌设计，有利于不同时空维度形胜的对比，或是通过对同一地区不同历史阶段山水本底资源演变的观察，了解形胜风貌的历史脉络和自然演化的内在机制。

5.2   山水形胜历史价值判读

以前文论述的形胜3项历史价值作为基准，对府县形胜的资料解读，可以掌握府县的城邑形态、发展特色以及地方治理的状况；对府县进行选址分析时，可以发现依赖的自然环境要素，也能够充分理解“山川形便，犬牙交错”的自然边界条件。纵观中国古代方志文献，府县城邑大多选址于“山环”“水绕”“高阜”之地，这些均符合中国传统的理想风水格局和选址原则；“物产殷充”“四通八达”符合人居环境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要求；“山水各擅其胜”体现风景名胜分级分类保护的基本原则，还可以作为史料了解城市文明发展历史。借助形胜，不仅可以知古鉴今，依托环境形势突出城市特色，避免千城一面，还有利于高效节约土地，优化用地格局，以此为市域景观风貌设计奠定基础。

5.3   山水形胜营造智慧提升

对于某一地区景观风貌的设计不可仅局限于该地区，而要从“山水大形胜”的角度实现更高层次把控，这也是形胜营造智慧提升的典型表现。如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形胜风格脱胎于浙江西南高、东北低的自然地势；南京“龙蟠虎踞”的形胜特色脱胎于宁镇山脉和长江的自然本底，成型于钟山和石头城的绝佳区位；西安“崤函险固带四川”的形胜风貌脱胎于“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形。从宏观视野出发，对于山水境域的营造更多关注的是对山水大环境的认知及改造，可以促进更大范围内城市历史文脉的关联和延续，形成市域景观风貌整体组群，有利于重新塑造城市山水空间秩序。中国古代城市将山、水、城作为整体进行营建，并且将城市投放到山水格局中审视和思考。正如吴良镛先生所说：“在规划设计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大尺度的自然山水以至于无垠的宏观宇宙与建筑的构图结合起来。”^[32]

5.4   山水形胜理景技法促新

形胜理景技法不同于城市建筑景观风貌设计方法，前者强调通过梳理市域空间特征与秩序，强化山水营城实践和人本空间营造，将自然风景与城市景观相融合，让山水成为城市空间的整体骨架，使风景资源与人文精神共同构筑城市特色空间记忆^[33]，营造拥江而立、山水城相依，城景文交融的极富形胜特色的大山水城市特色风貌；而后者更注重景随城势，将城市原有自然本底资源与人工环境建设割裂，使自然山水独立存在，人居环境缺乏特色，或是将西方城市景观设计技术生搬硬套至中国传统景观风貌营建中，陷入“土洋夹杂”的怪圈。只有通过形胜理景技法对城市设计进行迭代促新，才能在理念、方法、技术上有所突破，打破景观风貌建设通病，实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一体化发展。

5.5   人居环境聚焦风貌高质

中国大多数城市都选址于依山傍水之处，反映出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和追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居环境理想即构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代杭州方志中的形胜篇目更有涉及人居环境建设的内容，如成化《杭州府志》卷一：“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既庶而且富，既蛟而多娱……人世之庐连延迤逦，环二十里，邑居故聚，蚁舍蜂起，高城附之。”^[20]该篇形胜在评价完此地山川空间区位后又对杭州府人居环境进行评价，赞其为“人世之庐”，同时民富力强，居舍集聚，是为“天府之疆”。在人居环境建设中充分考虑地方形胜，能够更好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在利用自然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可将人居环境建设与山川审美融合，进一步提高人居环境建设评价标准，实现人居建设与环境形势的和谐共生。

5.6   历史遗存赓续城市文脉

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的传统空间格局和“一江春水穿城过”的时代风貌形成的大山水立体空间景观格局清晰，风貌特色鲜明，实为“江湖夹抱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杭州市总体城市设计中，依托“左连江海，右控山谷”的独特区位优势，延续古代杭州府形胜风貌，注重保护和传承原有形胜格局和空间脉络，彰显山水城市意象；依托自然本底资源，构建“一水两脉，五景融城”的市域整体风貌骨架；延续形胜“负江带海，西湖在右”，构建“五湖四水一江潮”的水势风貌；延续形胜“天目百丈，诸山岿峙西北，两峰近列，高凌群表”，构建“两脉青山半入城”的山脉格局。

5.7   自然生态赋能环境友好

形胜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生态的格局描述，借山川景观以增强地方空间形势和特色。形胜中对于自然地理环境和风貌特征的体现，注重空间区位、四面山川及位置关系等地理要素的理念，与景观风貌设计的理念不谋而合。形胜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理论方法，能够在充分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指引环境健康发展。通过因地制宜的形胜理景营建，可以充分考虑环境的差异化特征，结合地势特征，进行全域生态空间分级分区管控，同时可以按照不同地域、不同生态环境特征，分区分地摸清现状并施策推进，还可以进一步挖掘生态整治与修复的重点区域、目标任务、重大工程布局、实施机制和差别化对策建议，形成点线面网结合的功能布局，推进国土空间秩序和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

5.8   文化生态助力锚固赋能

形胜作为“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的文化遗产类景观，以地理文化区域内突出的普遍价值和代表性的山水为基础，能够反映该地区本色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中国的城市在3 000多年漫长的历史积淀中或多或少留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城市文明遗址、古典园林景观、宗教文化建筑，抑或是名山风景遗产、民俗风情艺术，共同构成了市域景观风貌体系建设的宝贵财富。通过在市域景观风貌中融入文化生态理念，整合文化遗产类景观形成文化生态优势，可以更好促进遗产类风景资源的传承和开发，有利于助力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重结合、双重修复锚固赋能，实现城市景观格局的整体把控，同时促进形胜理论的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让古人的智慧在今天重新恢复光彩。

6.   结语

本研究在对杭州形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其建城很早就已关注到自身风格明显的形胜和人居环境营建，这些共同构成了承古继今的杭州形胜范本。故将古代形胜观念与现代规划理论结合，围绕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双重结合、双重修复的目标，以杭州为案例总结经验，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实现对山水形胜观念的继承，并为当今市域景观风貌规划提供新的方法和尝试。同时，本研究立足于顶层设计视角的山水形胜格局，主要在宏观层面进行杭州范本的解读和展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结合、双重修复范式也需在具体项目中才能完整表达，篇幅所限，将来会以更多案例细化呈现。